有人说“中国历史一百年看上海，五百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有人说“如果北京是树冠，西安就是树根”。那么，作为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省，改革开放40年来，陕西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近日，华商报总编辑杨君对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进行了专访，并采访了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周魁英。
陕西全省国有博物馆里
收藏的文物是774万件
华商报：都说陕西文物资源丰富，到底有多少件文物？
罗文利：先后有14个王朝在陕西建都，这里是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在陕西众多的文物资源中，地下文物、特别是帝王陵墓文物最丰富。古人的观念是“视死如生”，把死亡看成另外一个世界或境界。所以每一个帝王，生前就会想死亡的事。皇帝一继位，就开始给自己修建陵墓，建筑和都城是一样的。比如，秦始皇帝陵涉及的保护面积有56平方公里，而兵马俑只是几百座陪葬坑的其中三个。陕西有多少帝王陵？原来的调查结论是72座，现在按照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观点是82座，主要集中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秦始皇以后，皇帝的陵墓都是巨大的，有的是平地起陵，有的以山为陵。所以，陕西的帝陵资源非常丰厚，保护难度也非常大。
我们究竟有多少文物？野外有多少，库房有多少？原来底数不清。改革开放后，全国搞了三次田野文物普查，陕西也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搞了三次普查。陕西的文物家底，不可移动的田野文物有49058处，各个都有编号。另外，通过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搞清楚了陕西全省国有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是774万件。2008年到2009年，国家还组织了长城资源调查，我们也搞清了陕西省范围内长城资源的情况。
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是很热门的话题。国际上从1972年开始就有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是1985年签署了这个公约。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兵马俑就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改革开放40年，我国今天已经拥有52处世界文化遗产，居世界第二，仅比意大利少一处。
过去说中国艺术没有写实的
这是不对的
华商报：如果要把40年来我省的考古发现排个顺序，应该怎么排？
罗文利：这个还真不好排。比如半坡遗址的发现，体现的是仰韶文化，意义非常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重要佐证作用，意义也很重大。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认可，因为他们认为，有史记载以来的文字大概3000年。商代有殷墟遗址，但再往前比如夏朝，比如黄帝、炎帝，史记里记载的很多内容像神话传说。要证明国家的历史，就要拿考古实物来说话。早期文明遗址，比如杨官寨遗址，这些都能判断人类早期是如何演变的，这些考古发现是证明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确凿证据。
除了这些，还有兵马俑。史书上说秦朝有多么了不起，兵马俑的发现就是有力佐证，绝对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兵马俑这么大体量的陶器，烧造是很难的。其烧造的火候大概是950℃~1050℃，说明那个时期的工艺非常先进。兵马俑千人千面，不是拿模子做的，其艺术水准也很高，非常写实。除了军事性质的兵马俑，还有百戏俑，文官俑，那些陶俑身上的肌肉、指甲惟妙惟肖。过去说中国的艺术没有写实的，这是不对的。秦代的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秦代的青铜器铸造也非常成熟，对合金的配比掌握得非常准确。秦代箭簇的流线，有人研究说和现在子弹的流线是一样的，风阻是最小的，这些都代表了秦代的科技水准。此外还有铜车马，体量最大，制作最复杂，有几千个组件，伞盖最薄的地方不到1毫米。这些也反映了秦当时为什么能统一六国，不仅仅是因为商鞅变法后制度文明很先进，其科技实力、生产力也是很先进的。
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
华商报：陕西省文物局是什么时候设立的？
周魁英：可以说，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全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想到的，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以及出国展览等，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
在机构设置上，改革开放前只有一个陕西省博物馆，就是碑林。此外，有一个文管会，有一个考古所，和博物馆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机构。最早的考古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考古工作队，陕西省没有独立的考古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成立了独立的考古所。
从陕西省文物局自身来讲，原来没有这个机构。陕西还属于西北行政区的时候，从国民政府接收了一个机构叫“西北古物管理处”，这是国民政府的文物保护机构，设在碑林里。西安解放以后把这个机构接收了，好长时间一直叫“西北古物管理处”。陕西省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了文化厅，才在文化厅下面设立了一个文物处。可以说，陕西省文化厅文物处是全国最早的文物处。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7年才成立了正厅级的陕西省文物局，这在全国是最早的。从国民政府手里接收过来时只有一二十个保护文物的专业人员，到如今光省直机关国家给编制的就有1006人。从没有专门的机构，到现在有完善的管理机构，这也是一项成就。
从被动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华商报：改革开放40年，陕西文物工作有哪些变化？
罗文利：改革开放这些年，文物保护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很多工作层面和关键层面发生了转变。文物保护事业的形势也越来越好，社会也越来越关注。
过去，文物工作只谈保护，很少甚至几乎不谈利用。但现在保护和利用都是手段，其实重要的是传承和发展。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前当国家文物局局长时就提出过：“保护和利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
在文物保护方面，从过去的被动性保护向主动性保护或者叫预防性保护转变。过去，东西出了问题才拿来修补。现在，我们提前做工作，该给它做保护措施的就要提前干预，这也是一个关键性转变。
从一个行业的保护，向整个社会的保护转变。因为完全靠行业的话，这个行业全省可能只有几千人，保护的面积那么大，怎么保护得过来？有的需要政府，有的需要社会公众，有的需要社会企业，把大家都调动起来，这个保护才是真正有效的。
从单纯的科学研究到传承发展。原来只是讲研究文物，发掘出来研究完以后往库房一放，这就完了。今天讲什么？不但保护，还要传承；不但传承，还要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要求，要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文物保护技术从一无所有到引领前沿
华商报：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有哪些进步？
周魁英：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可以说除了用石膏把破损的陶片粘起来，别的技术和措施基本没有。从保护条件来讲，原来是装在筐子里、麻袋里堆在房间，如今是恒温恒湿文物库房。原来没有一个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如今，我们有完整的文物保护修复机构、设备和人才队伍，还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每个机构都有专门的文物保护室。人才队伍从原来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变化特别大。
刚开始什么设备都没有，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得向别人学习。1992年，陕西省文物局在全国第一个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西安举办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一个专业机构，正式名称叫国际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因为在罗马，业内通常把它称作“罗马中心”。当时，完全引进的是意大利的设备、修复理念和修复人才。从意大利聘请教师给我们上课，培养了陕西第一批有国际眼光和国际水平的文物修复师。
今天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用自己的技术、人才和理念，走出国门，给国外修复文物。比如，我们给蒙古国修复博格达汗宫，在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搞考古发掘。缅甸、尼泊尔的灾后重建中，修复文物都由中国人和陕西人去做。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给国外培训文物保护修复人才。我们原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日本学习人家的维修技术，现在是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我们的考古研究院，常年有德国人在这里；我们的文物保护研究院，也有不少国家派人来学习。现在国际上一些文物保护机构，遇到文物保护难题，主动来找中国，与中国、与陕西开展合作。这个变化也很大。可以说，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我们是从改革开放前的一无所有，到今天是在引领文物保护前沿。
华商报：陕西的文物工作和国外交流得多吗？
罗文利：陕西文物对外交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但最频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工作回顾，截至目前，陕西文物到过四大洲40多个国家，150个城市办过陕西文物展览。几亿人看过我们中国的文物、陕西的文物，陕西文物已成为我们国家的金色名片。这些展览主要是周、秦、汉、唐的文物，最主要的是秦汉唐三个时期，尤其是秦。此外还有一些专题展，比如说丝绸之路主题展。大概分了七个方面的主题，但主要以兵马俑为主。过去，展览是单向的，主要是我们走出去展览。改革开放以后尤其近几年，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开始积极引进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希腊的、古罗马的，包括其他国家的，都引进到中国，引进到陕西，使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碑林和陕历博将改扩建
考古博物馆正在建设
华商报：在博物馆建设方面，我省有哪些规划？
周魁英：陕西现在博物馆总数有302座。省委省政府很重视文物工作，尤其重视博物馆建设。今年上半年，省委关于博物馆建设的专题会已经开了三个。重点围绕着碑林博物馆的改扩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扩建或新建、兵马俑博物馆的改造与提升。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兴建的第一个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就对外开放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展出场地、保护条件、展出环境，都已经跟不上当前的形势，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排长队。所以急需修建规模更大的、更现代化的，与我们陕西文物大省地位相适应的博物馆。
碑林博物馆也要扩建，面积要翻一倍。将来要搞成什么样呢？碑林是碑林，文庙是文庙。现在大家都知道，碑林在文庙里面。
考古博物馆已经动工，由张锦秋院士设计，努力赶在建党100周年建成。
我们计划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把陕西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如果这几个项目——兵马俑铜车马博物馆建成、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完工、新的历史博物馆改建或扩建工程完工，到那时候陕西的文物工作就真正上升了一个台阶。我们一定要把最新的技术用到我们的博物馆建设上来，让这些珍贵的文物能有一个与它们的价值相适应的保护和展陈环境。
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华商报：关于未来我省文物保护工作，有什么规划和想法？
罗文利：陕西的文化遗产在全国所占的地位不一样，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省。关于未来规划，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立足国家使命、陕西担当，守护好中华文明和中国革命的精神标志。
这个精神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来陕西视察的时候提出的。总书记说，“陕西是天然的历史博物馆，黄帝陵、兵马俑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延安宝塔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标志。”针对陕西的文化遗产，要求陕西做到四严：“严格制度、严格把关、严加防范、严厉打击。”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总书记讲文化自信也是在陕西。当时，总书记给领导干部讲话时说，过去我们都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会在陕西讲“文化自信”呢？是因为陕西有文化自信的载体。载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文化遗产。所以，对我们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精神标志守护好，这也是守护好文化自信的载体和文化高地。
这方面要做的很多。比如怎么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怎么去建立全社会保护文物的体制机制。首先，第一职责是保护，省文物局的第一职责也是这个。其次，是围绕传承和发展让文物活起来，就是怎么能彰显文物的活力。当然，“让文物活起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也涉及利用的问题。过去我们讲的是首先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好，今后我们可能要花费很大的一部分精力要把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出来、阐释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摄影 张杰） （来源：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