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陕西省开始承担文物援藏的任务，30年里，陕西的考古工作人员多次应邀赴西藏，与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进行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成西藏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完成青藏铁路西藏段全线考古调查，承担国家科委“中国古代发明——指南针”项目之一的“盐业考古”项目……
在曾经的王朝里住道班 睡羊圈
1984年，刚刚从西北大学毕业两年的张建林，第一次踏上了阿里高原上那神秘古国的遗址。此后，他不知多少次往来于高原与内地之间，在那片72万平方米的遗址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个发掘现场都有他洒下的汗水。在5000多米的高原上，一般人喘气都费劲，更何况是要寻找发掘湮没了300多年的文明！
“1985年夏季的第一场大雨，恣肆地袭击了考古队的厨房。远道而来的考古队员们早把一切困难及防范措施都考虑到了，唯独想像不到干旱之地还需防水，所以把厨房选定在地处低洼的一个洞窟中。”作家马丽华曾在一篇纪实文章中写道，猝不及防的大雨瓢泼而下，来不及转移的全部口粮大米和面条惨遭雨水之劫。大雨过后，大家在厨房门前垒起堤坝，拿脸盆向外舀水，抢险工作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许多年后，当时的考古队员们无一将此事忘怀，每说起古格遗址考察第一年，都不约而同地说起这件事儿，是说当年的艰苦和狼狈。
“阿里高原降水极少，年均不足100毫米，干起活来尘土飞场；昼夜温差达30摄氏度，白天头顶烈日，汗流成河，晚上蜷缩在睡袋中，仍冻得睡不着。”7月31日，著名西藏考古专家张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到西藏居住条件非常差，住过四面漏风的道班，也在羊圈里过过夜。1985年，张建林作为业务队长，带领着考古队员们从拉萨出发，经过藏北无人区，翻越冈底斯山，行程半个月到达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发掘工作。
张建林在199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附近村庄的马都去了夏季牧场，一匹也租不到，只好步行。每人负重20公斤以上，帐篷、睡袋、食品、水、发掘器材、摄影器材、甚至铁锨和镢头全都得背着。河北岸通往萨冈寺院废墟的道路是十几公里河谷戈壁，寸草不生。烈日下负重而行，速度缓慢。正中午找不着阴凉地儿，只好坐在滚烫的砾石上歇脚。不到20公里的路走了6个小时，下午4点才到。”张建林和他的同事们的汗水没有白流，神秘的古格王国正是在他们的探索下逐渐显出了清晰的轮廓。
神奇的勃兴与神秘的湮灭
西藏阿里--地球上离大海最远的地方，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这个似乎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隐藏着一个炫目的传奇：古格王朝神奇的勃兴与神秘的湮灭，堪称灿烂深厚的佛教艺术，成为近年来广受国内外瞩目的文化谜团。
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逐渐衰落，西藏社会进入割据时期。王室后裔中相继兴起拉萨王系、山南雅隆觉沃王系、古格王系、拉达克王系等等。诸系中影响最大，历史遗存最丰富的首推古格王系。古格王系起于10世纪中期，由吐蕃第9代藏王朗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创建。史载，朗达玛杀其弟篡夺王位，又因毁灭佛法被僧人刺杀。其后，两妃各挟其子争夺王位，征战近30年，民不聊生。平民奴隶于王室纷乱中揭竿而起，处死了维松的儿子贝考赞，其子吉德尼玛衮携众逃亡阿里--羊同（即象雄）的札布让（即札达县），不意竟成为统一阿里的君王，他的幼子德祖衮受封于云彩弯弯的地方，即札布让，成为皇皇700余年古格王朝的开国君主。
而关于古格王朝的灭亡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630年被拉达克王僧格南杰所灭，一说是1840年亡于印度道格拉斯王朝。各说有理有据，且西藏历史上确实在阿里地区发生过这两次战争。根据《拉达克纪年史》，前一说更可靠。16世纪末叶，黄教立足未稳，各教派角逐纷争，拉达克王利用西藏内部的混乱对古格宣战，以报复古格王对他家族荣誉的侮辱：古格王曾经拒绝了与其妹妹的婚事。战争持续了15年，直到葡萄牙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引起政权内部对立，僧侣们引狼入室才使强大的古格遭到灭顶之灾。
让考古学家们震惊的是，从记载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但在事实上，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逐渐沦为一座庞大的废墟。史书的记载难免有误差，战争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综观札达县的地理环境，现在的象泉河决不是当年的象泉河，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当年能养活10万之众的这块绿洲，今天已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一点点土林和戈壁，这种地貌形态的变化，或许正是古格消失的真正原因。
在荒漠中消失的古国太多太多，淹没在沙海里的文明也太多太多，这个难解的历史之迷，是要靠跨学科的学者们，通力合作去探寻才能破译的。
铜墙铁壁的宫堡
古格王朝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境内，象泉河南岸，在一座高300多米的黄土山上，曾经是古格王朝的宫堡。这座宫堡从10世纪至16世纪不断扩建，规模十分庞大。由王宫、庙宇、佛塔、洞窟组成；宫堡依山叠砌，从地面到山顶建筑物高度达300米，居高临下，地势险峻，气势雄壮巍峨；内有四通八达的地道，外有坚实的城墙，犹如铜墙铁壁，巍然屹立！
整个王国依山叠砌，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包括300多座房屋，300余孔窑洞及三座10多米高的佛塔，有红庙、白庙、轮回庙、枕不觉庙、王宫殿和集会议事殿等庙宇、殿堂。其中，尤以红、白、轮回三庙保存最为完好。各庙之内，还残留许多泥塑佛像和生动的壁画。高踞山顶的议事厅，已是王城中最为轩敞的建筑，但也大约只有半个篮球场大，目前仅存围墙，让人遥想其间曾有过的繁华、礼仪与纷争。
王宫遗址，分夏宫和冬宫。夏宫建在地面，规模很小，面积勉强及得上城里一室一厅的房间，由于年久失修，仅留断壁残垣。冬宫修在地下，现保存完好。是地道式建筑，盘旋通往山下，其间有一连串地穴式房屋，有了望孔、小窗，室内套室，洞中有洞，颇为复杂。在山顶上有一些开式暗道通往冬宫宫区，宫区中间是廊道，两边各有数十间居室，大小不一，都是窑洞。窑洞不仅是古格人生前的住所，也是他们死后的归宿之地。
1997年-1999年，阿里地区文物抢救办公室曾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古格都城维修保护工程。既使是修复过的古格都城，也依然脆弱，抵御不了任何天灾人祸。在古格王城遗址，文物工作者不经意地看见一些也许是１１世纪的经卷残页，用墨或金汁写就的，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被堆在废墟的角落。许多精美的、被数百年前虔诚的教徒持诵过的“擦擦”（婴儿手掌大小的圆形泥塑，中间塑有佛像、佛塔等，是信徒用来奉神的），也无言地裸露于游客好奇的视线中。
考古证史 我们一直在路上
在西藏吐蕃王朝以后的这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一个小王国，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1997年整个夏季的每一天，都让考古学家张建林充满了激动和惊喜：千年遗存包括青铜像、木雕、经卷、唐卡、模制泥佛、泥塑残片等等，一一地、陆续地暴露在现代天光下。正如古格故城遗址代表了古格后期佛教艺术那样，托林寺废墟中尘土掩埋下的这批文物所呈现的，正是古格、乃至西藏的早期佛教艺术代表作。
还有早期经典的发现。尽管多数已成残片，但弥足珍贵。张建林特意带到北京，请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帮助鉴定，证实了年代的确在十一世纪，是仁钦桑布大译师及其弟子们的译著，那些以黑墨、以金银汁书写在藏纸、在磁青纸面上的内容，包括了佛经及戒律、格言，还有立法文书等等。
一系列重要发现的最终意义开始呈现。继1985年古格故城遗址发掘以来，西藏文物工作者对扎达境内的古格早期遗址及洞窟艺术迭有发现，多香遗址、达巴遗址、卡斯波林遗址、东嘎、皮央遗址……足有十几处之多。其中有一些甚至不亚于古格故城的规模。凡有遗址，必有早期古格文化遗存。形象生动、光彩照人的宗教内容之外，还有异彩纷呈的世俗生活图景。其时其地的社会面貌，王室成员，平民百姓，一部盛装男女的礼佛者、劳动者、歌舞者的写真集，一幅由日常生活的经纬所编织的千年锦绣......
“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时候，古格王国从外边请了很多工匠、一些画家、一些雕塑家到这来建立寺院、建筑佛塔，然后绘制壁画塑造佛像。他们带来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表现的技法，在阿里这地方，在古格王国这地方被保护下来了。”张建林坦言，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比如我们最初谈到的人口问题，究竟有多少人口，现在我们只是一个推测；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古格王国整个这七百年统治时间里面，它管辖的区域确切的说有多大范围，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当然我也知道从个人能力来讲，从考古学这种研究手段也好，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揭示出所有的谜底，但是能够在揭示谜底这个道路上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也是非常好的。
田有前的萨迦印象
提起古老的萨迦寺，在西藏几乎是无人不知。这座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坐落在现萨迦县城以及仲曲河北部的山坡上，分为南北两寺，县城里的是南寺，河北边山坡上的是北寺。整个寺院不仅规模相当宏大，而且建筑形制特殊，寺藏文物丰富，在西藏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1961年就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我第一次去西藏是在2005年的7月。前一天还在学校办理离校手续，而第二天却已经踏上了西藏的土地。那时，刚刚脱离了学校生活的束缚，心情明朗而快乐，看到拉萨的一切都感到充满了新鲜。晚上的聚会没敢喝酒，活动量也尽量的有所控制，第二天，我们便赶往日喀则。”7月3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有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天晚上，他们住在日喀则地区海拔4500米的谢通门县，而拉萨的海拔只有3700米，借宿的地方是西藏博物馆夏格旺堆的大哥家，房间的一切透露出浓郁的藏式风格，主人不停地添茶、敬酒，热情好客。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无知者无畏，田有前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不适。第三天即赶到了久负盛名的萨迦县，那儿因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萨迦寺而名扬中外。
“2005年第一次到西藏，在萨迦一待便是3个月，几乎没有走出过县城的范围。中间除过有一次小感冒、不过很快就好了外，在萨迦的整个时间都平安无事。此后，2006年总共在萨迦待了5个月，2007年待了1个月。”田有前说，考古发掘本身就是一项艰苦工作，在青藏高原上进行考古发掘更为艰辛。萨迦县城的海拔已经有4300多米，萨迦北寺发掘的遗址又要高出近百米，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考古队员和当地的藏族民工每天中午就在山上简单吃点东西，稍作休息又接着工作。高原夏季的烈日分外灼热，发掘工地上无遮无拦，没几天考古队员就被晒得皮肤黑红。发掘清理出的土石，都要靠民工一袋袋背到外面，3个月过去，竟在遗址南面的坡上堆成了一座小山。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原有的建筑格局和结构渐渐显露出来。
元朝帝师们的“家”
萨迦地名的起源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公元1073年的一天，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贡却杰布与众弟子去山上散闷，从山顶上远眺，看见温波山形同一头卧着的大象，山腰右侧的土地，色白油润，山下河水右漩，许多吉祥的征兆齐集于此。于是心想：若在此建一寺院，必能对佛法和众生大有利益。遂请求该地之主人觉卧顿那巴售之，获得同意。为了后代不生口舌，便以一匹白骡马、一串珍珠和一套女装购得此地，并在此为吉祥萨迦寺奠基，修建了一座拉章。这便是萨迦北寺最早的建筑。因温波山为灰白色土，藏语称“灰白土”为“萨迦”，于是“萨迦”就成了该地的地名和寺名，从而演化出藏传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派——萨迦派。
萨迦南寺是八思巴委托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于1268年开始兴建的。八思巴法名洛珠坚赞，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五人，而萨迦寺正是西藏正式并入元朝版图的历史见证。适值风雨飘摇之时，不满10岁的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寺法王萨班于1247年与元太宗时阔端王举行了“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议”，议定西藏归顺蒙古汗国（元朝）的条件。萨班去世后，八思巴于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任命其为所有僧众之统领”，1270年又因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被升号为大元帝师。自此，萨迦派10多位代法王皆充任元朝帝师，由此形成了一种帝师制度。
“元代有10多位帝师，皇帝、皇后、皇子接受西藏萨迦派高僧法戒、灌顶仪式的记载甚多，譬如皇帝即位前，由帝师授戒9次才可龙袍加身。鉴于萨迦派在西藏的重要作用，元朝皇室还通过封赐联姻的方式来加强同萨迦昆氏家族的关系。”据省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八思巴受封帝师后，地位崇高，他主管的宣政院是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如今，帝师制度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隧道，人们借助考古发掘的成果，不仅会了解到当年元朝帝师“家”的真实情形，还将渐渐揭开一个教派与一个庞大帝国之间的神秘面纱。
干寒气候护佑稀世珍宝
真正使萨迦南寺名扬海内外的，除了它独特的城堡式建筑外，还属寺中所藏的大量经文和为数不少的稀世珍宝。这些寺藏文物大致可概括为“经书墙”、“瓷器墙”、“壁画墙”和“佛像墙”。
田有前说，“经书墙”是指大经堂西墙内的经书架，里面珍藏着两万八千多部经书。这些经书大多由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精工书写而成，一小部分经书是由红珊瑚汁做底，用高僧大德的骨骸磨成墨汁或配以金汁写成。大经架上，一部叫作《甲龙马》的经书，虽只有十二夹，却需八个人才能抬起，着实令人称奇。“瓷器墙”中收藏着大量元、明、清历代皇帝赐给萨迦派的珍贵瓷器礼品。其中也有少量宋瓷，“高足五彩鸳鸯碗”是现存的孤品，它们证明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佛像墙”除了主殿内供奉的不可移动的七尊大佛像外，还在普巴殿内西墙上摆放着5000余尊佛像，在银塔殿、卓玛殿、长寿殿等各大小殿内供奉着数千尊佛像，其中大部分年代久远，有金银及鎏金的，还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铜佛像数十尊。“壁画墙”囊括的是萨迦寺各殿内墙上的壁画和360余幅唐卡。它们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既有神秘的宗教故事，也有萨迦血统、法统传承及历代高僧大德的画像。
另外，寺内还收藏有大量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其它文物，如诰封、历代皇帝颁布的圣旨、元帝师、国师玉印、法器、供器、兵器、服饰、元代纸币等，有些文物在国内也是罕见的。由于萨迦地区海拔4000多米，这些珍贵的文物在高原的干寒气候下才得到妥善的保存。它们是研究西藏历史和文化以及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14世纪初期，随着元朝的衰落，萨迦派也逐步失去了元朝政府的强力支持，开始走向了衰败。其后，萨迦家族分裂为四个拉章，标志着萨迦派逐渐丧失了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统领地位，萨迦政权最终走向了解体。
萨迦政权虽被推翻，但余威不倒。明清两代均被封为“大乘法王”，直至1959年以前，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萨迦仍保持着特殊的地位，近似一个独立王国。所以萨迦法王认定并将所谓的“萨迦巴姆”置于自己管辖下的权力，可能是中世纪萨迦王朝种种特权的遗留。
考古援藏30年 成果曾入围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最早进入西藏进行文物考古调查的当属英国人麦克沃斯·杨，1912年他假道印度，调查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县，曾撰写《到西藏西部的托林寺和扎不让的旅行》向西方介绍了西藏西部的寺院和遗址......”据著名西藏考古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介绍，20世纪初至1951年以前仅有的几次西藏考古调查和发现都是由外国人作的，而且仅限于地上文物的调查，极少进行考古发掘。
“自1984年开始的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和考古专题调查，可以说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的转折点，也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进入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在此期间，陕西省文物局派遣的援藏考古专业队伍承担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张建林说，1984年——1992年陕西省先后向西藏派遣了三批援藏队伍。第一批援藏文物普查队由7人组成，张仲立、张建林、何周德、王望生、仵君魁、康乐、袁长江，其中前5人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陕西援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及地区的业务干部索朗旺堆、更堆、旦扎、小旺堆、強巴次仁等共同组成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连续工作2年余，先后完成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拉萨市等四市县的文物普查。
1992年文物普查结束以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陆续承担了一些配合文物保护项目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03年，派遣4人参加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考古调查任务；2004年，张建林主持了阿里地区文物补查工作；2005年～2007年，承担萨迦北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2007年9月，赴藏参加“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西藏自治区普查的试点工作；2012年8月，前往洛扎县吉堆吐蕃墓地调查；2013年7至8月前往阿里地区开展项目援藏工作，这次的调研发现入围2013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30年来，陕西省文物系统特别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应邀赴西藏，与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进行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形成了一支能够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业务队伍。时至今日，这支队伍仍然活跃在西藏文物考古的第一线。（赵争耀）
